本文摘要：阅读准备舒新城(1893—1960)系湖南溆浦县人，是我国著名教育家、出书家、词典编纂家。曾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30年。1936年主编《辞海》乐成。 此文为其夫人刘济群1985年所撰《回忆舒新城》未刊长文的节录。舒新城、刘济群早期全家福正文我是在1924年认识舒新城的，其时他已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了。 1931年，我与新城完婚，配合生活了30年。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，虽不能说相识得十分透彻，但由于与他旦夕相处，对他的为人处事，可说是知之较深。

阅读准备舒新城(1893—1960)系湖南溆浦县人，是我国著名教育家、出书家、词典编纂家。曾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30年。1936年主编《辞海》乐成。

此文为其夫人刘济群1985年所撰《回忆舒新城》未刊长文的节录。舒新城、刘济群早期全家福正文我是在1924年认识舒新城的，其时他已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了。

1931年，我与新城完婚，配合生活了30年。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，虽不能说相识得十分透彻，但由于与他旦夕相处，对他的为人处事，可说是知之较深。1960年，他去世后，我曾为他整理日记，有编写他传记的念头，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，不能如愿以偿。

舒新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舒新城早年曾在长沙、武昌、成都、上海等地教书，那时他正醉心做一个教育家，经常四处演讲。尤其在成都高师任教期间，成都的报纸险些天天都有他运动的报道。

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他的。1931年我和舒新城完婚时，他已是中华书局编辑所长(兼图书馆馆长)，而以出书为业了。1937年抗日战争发作后，我们的亲友都纷纷随着流亡政府内迁，在成都、昆明、重庆等都会定居了，而新城则坚守上海这出书阵地不作内迁计划，于是我们全家就在殖民统治下生活了整整八年。我印象最深的是“挤户口米”，每月凭所谓“良民证”到粮食店去购置配给粮，站在拥挤的露天坝上排长蛇阵，好不容易领到带泥沙的米粮，拿回家来还不够吃。

幸亏他托人设法买了麸皮，掺和着煮饭，而麸皮也是难过有的，一买就是百来斤。上海的霉雨天一到，怕麸皮霉烂，天晴时还得领导较大的孩子一袋一袋地搬到阳台、屋顶上去晒。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精神上的折磨，在陷落区，人丧失了自由，走出家门随时可以碰上神气十足的日伪军警给予“搜身”的羞耻。

试想象我们这样的人家还可以设法买麸皮果腹，还不知有几多贫苦市民连麸皮也吃不上啊!抗战后期，在日本的“强化治安”政策下，一般文化人，特别是知名人士，大有“国难当头、自身难保”的威胁，为了保持民族气节，大多数接纳消极的隐蔽斗争。我们有一个朋侪，竟长年累月地过着东家藏、西家躲的惊骇不安的生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城不得已在家称病谢客，连二女儿完婚也不能前去主持婚礼。

客人可以谢绝，而编辑所里的编辑出书事情，则必须坚持，因此他只好待在家里办公。我作为主妇，不得不担负着“监护”之责，平添了送往迎来和应付一切“不速之客”的任务，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。厥后，国共内战又发作，时局动荡，堂堂中华书局总编辑却起了做小本生意的念头。

有一天他对我说：“我同陶菊隐、许彦飞等计划开一间专门出售川湘土特产的‘川湘食品商店’，妈妈会做四川、豆腐乳和豆豉之类的工具，想请她老人家作指导。”说干就干，他们的筹备事情很顺利，不久就找好了店面，买来了大巨细小的瓦缸和瓦钵，油印出巨细差别、形式各异的商标。

开张后，我们全家都去看热闹，原来是一个普通的茶点铺，听说买不到原料，、豆腐乳等四川土特产就不做了。厥后我和母亲、妹妹都以为该店的点心还是不错，经常去品尝。

我们每次去差不多都市遇到他在小间里同陶菊隐、许彦飞及其他我们不相识的朋侪在品茶聚谈。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后，“川湘食品商店”立刻宣告停业，他仍然笃志于他的业务，写作开会，所差别的是事情的努力性更高了，同田汉等党员的往来更密切了。

有一次，我同他去田汉家会见归来时，把我埋藏已久的疑问向他提出：“你有这么多党员朋侪，而且都是20多年的老相识了，已往你为什么不到场共产党?”他的回覆是：“我不入党不是同样为党事情吗?”这时他才告诉我：“开设‘川湘食品商店’，就是为了以它作掩护，便于给地下党组织联系。联系人是陈虞荪、刘长胜，因为这是秘密事情，所以对你也得保密。

”1936年版《辞海》退而不休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1953年7月新城正式退休，仍担任中华书局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。整整当了23年的编辑所长，一旦退在第二线上，一定有一个适应的历程，所以人虽然是退休了，但思想上仍念兹在兹出书教育事业，特别是他在职时就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《辞海》修订事情，因旧版《辞海》是1936年出书的，显然不适适时代需要了。记得1957年9月毛主席接见后的一天夜晚，他兴奋地对我说：“现在中华书局正在筹备建立辞海编辑所(后改为词典出书社)。”我问为什么?他说：“或许是不久前我在全国人民代表会上讲话，提出对出书问题的建议，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。

那天我又在主席接见时重新提起，并建议由国家仿苏联的措施设百科全书编辑部及出书社，用种种措施造就出书干部。”主席表现赞成说：“你的建议很好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一部社会主义的辞海……你应挂帅，在中华设编辑部，以《辞海》为基础搞百科全书，应列入十二年科学计划之内。

”他为难地说：“我年事大了，事务又多，像《辞海》这样大部头的书是恒久的事，我干不了。”主席滑稽地说：“你干不了，有儿子，儿子干不了，有孙子……”其时上海市长柯庆施接着说：“可先从修订《辞海》入手，逐渐扩大为百科全书，人手、经费我均可卖力。”因此，他就遵命又重进中华书局，担任主编新《辞海》的重任。

今后，他又努力投入了编辑事情，经常往返于北京、上海两地，出席种种集会。1958年夏，辞海编辑所终于建立，他任主任，杭苇(上海市教育局长)为副主任。他还告诉我：“若要评薪，我的薪金一定是较高的，故不放在被评之列。

我的退休费是每月120元，再加120元的车马费，共240元。”辞海编辑所建立后，立刻举行试写稿的事情。经由两年的努力， 1960年春，初稿试行本16分册公然刊行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受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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